关键词 新质生产力
必须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郑永年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
“信心很重要,对中国经济必须乐观,更具有充分的理由乐观。信心不足者往往掩盖问题,悲观者往往不敢正视问题,而乐观者才正视直面问题”。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郑永年向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谈及中国经济前景时如是说。
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特别是时隔14年再次提到“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也首次提出“开展‘人工智能+’行动,培育未来产业”等等,他认为,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关键。而在今天中国的环境里,要发展新质生产力,“松规”已经变得刻不容缓。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 程子姣
中国经济还有很大增长空间 科技创新是重要增长点
新京报贝壳财经:首先,请郑教授为当前中国经济“把脉”:在全球范围内来看,中国经济处于何种位置?
郑永年: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范围内,没有一个经济体是没有问题的,其中更不乏面临严峻挑战的。中国也如此。实际上,经验地看,较之世界上大多数经济体,中国的经济局面处于较好的位置。
尽管存在着问题和挑战,但只要我们能够直面,找到问题的根源,就可以克服和超越问题,在最大程度上实现经济增长和发展目标。
新京报贝壳财经: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如国内需求不足、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等。该如何从根本上加以解决?
郑永年:当前,人们的“悲观”既来自国际环境的巨变,也来自内部经济增长面临的一些困难。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多年时间里,我们拥有一个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国内的现代化和国际层面的全球化两股力量相向而行,互相配合和强化,这促成了中国的经济腾飞,我们用了不到四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用了150年甚至更长时间走的路。
但现在不同了。在外部,美国等一些西方主要国家盛行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力量崛起。在内部,我们自己的经济面临原有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落地难等问题,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过度内卷等挑战。面对复杂的政经形势和众多的风险,对一些人来说,未来似乎非常悲观。
信心很重要,对中国经济必须乐观,更有充分的理由乐观。
新京报贝壳财经:乐观的理由是什么?
郑永年:就外在的地缘政治来说,我们要相信,美国的复兴既有利于美国本身,也有利于世界稳定。今天,人们感到不确定的是特朗普的“美国复兴”计划对我们所能产生的负面冲击。尽管特朗普的“复兴计划”肯定会对我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但这些影响都是可以对冲、抵消和可控的。而对内部面临的一些问题和挑战,我们的乐观不是盲目,而是基于客观的要素,一是中国现有的经济还有很大增长空间,二是我们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现有的空间还是未来的潜力都是可以通过导入有效的经济政策来实现。
“松规”刻不容缓
新京报贝壳财经:时隔14年,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提到“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你认为上述宏观政策如何在微观层面发挥实效?
郑永年: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宽松的金融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希望以此来触动新一轮的经济增长。但是,今天的情况很不相同了。人们所说的传统的“三驾马车”已经拉不动增长了。
未来经济增长来自何处?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关键。而在今天中国的环境里,要发展新质生产力,“松规”已经变得刻不容缓。在存量经济活动已经饱和的情况下,要促成宏观经济政策转化成为微观层面的红利就需要释放更多的新的经济活动。因此,除了宽松的金融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这两支箭之外,还要加一支箭,即“松规”。企业和地方政府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两个主要抓手,如果不能赋权于这两者,很难把中央宏观经济政策转化成具体的经济红利。
新京报贝壳财经:如何对企业和政府“松绑”?
郑永年:首先,对技术应用的监管需要适度放松。先来讨论技术面,以互联网和人工智能为例,无论是斯坦福大学还是清华大学或其他机构的评估,都表明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从基础研究和论文来看已经赶上甚至在有些领域超过美国,但实际应用仍很少。尽管很多人都在讨论中美之间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但实际上有意义的竞争发生在美国公司之间,并不在中美公司之间。
其次,对地方政府要“松绑”。要取得科创的进步,不仅要对企业“松规”,更要对地方政府“松绑”。今天,地方政府主要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从“捆绑”式发展转向“松绑”式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了主要角色,与企业构成两个经济主体。在宏观层面,所有中央政府出台的政策都要通过企业和地方转化成为具体的经济活动。在微观层面,地方政府的作为基本上决定了地方经济局面。